点击上面蓝色字体可快速 霍州市—群峰如墙环小山
霍州市的“霍”是山西省内最古老的地名之一。早在殷商卜辞中就有“癸未卜在霍贞王旬亡祸”、“贞霍，其霍”的记载。其中的“霍”即指今霍州市一带。西周初，周武王封其弟叔处于霍，建霍国，是为霍叔，与管叔姬鲜、蔡叔姬度同为周初三监之一。到公元前年，晋献公灭霍国，末代霍君霍公求逃到齐国避难，其子孙流亡各地，并皆以祖先封地霍为姓，这便是霍姓的起源。
在西周时期，霍国还有个叫“彘”的地方。当时周厉王无道，引起国人叛乱，公元前年周厉王逃亡到彘，至前年便死在这里。
西汉因在此置彘县，东汉阳嘉三年(年)，改名永安县。隋开皇十八年(年)改名霍邑县。金为霍州治所。明洪武初，霍邑县省入霍州。民国初改名霍县。年设霍州市。
对于“霍”的解释也有多种说法，比较流行的一种认为：霍山又名太岳山，所以霍是“霍然大也”。其实早在东晋郭璞在《尔雅注》中已进行了合情合理的注释，他认为“霍”是先秦方言，义为“大山包围着小山”。郭璞一生集“尔雅学”之大成，并以晋代语词中的古语考见古今语音流变，他的解释无疑最具权威性。
郝懿行在注释时也赞同郭璞的说法，他说：“山以霍名者非一，皆本地为义也。”他认为全国有多处以霍为名的山峰，而且都是“大山围小山”式的地形。他举安徽的霍山为例：“天柱山中峰小而四围有大山以绕之，与此合矣。”其实山西的霍山也是这种地形，其中部低平，四周山峰环绕。明代《嘉靖七年九月平阳知府祭告霍山文》中就这样描述了霍山的形势：“抗中条而屹乎如案兮，环群峰而缭焉如墙”。这都证实郭璞对“霍”的诠释是很有见地的。
隋末唐太宗起兵太原，过霍邑县受到隋将宋老生顽强抵抗。时有一白发翁，告之以盐商古道，唐太宗根据其指点，弃辎重，巡霍山，出奇兵，于彘水之北大败隋兵，斩杀宋老生。此后唐兵南下，直驱长安，如蹈无人之境。唐太宗即位后，认为霍邑大捷是得霍山神人指点，遂封霍岳中镇为应灵王。同时再次明确了五岳和五镇之封。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镇即东镇沂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中镇霍山。至此，中镇霍山神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山中有关举行祀典的建筑及佛道文化建筑如中镇庙、兴唐寺、慈云寺、真武庙、广胜寺、红崖寺、喝石庵等也随之遍布其间。时至今日，霍山仍然是山西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曲沃县—沃水悬出而潆回
“曲沃”一名约出现于西周时期。公元前年，晋昭侯封他的叔父成师于曲沃，人称“曲沃桓叔”。由于桓叔政治经验丰富，所在地曲沃又是晋国大邑，地理环境优越，在他的经营下，曲沃很快成为晋国的又一政治、经济中心，且规模超过了晋都翼，加之桓叔又有“好德”的美誉，所以晋国民众咸来归附他。
桓叔死后，其子继位，人称“曲沃庄伯”，他以曲沃雄厚的实力与晋君展开宗族间的权力争夺。庄伯死后，其子称继为曲沃伯，人称“曲沃武公”。前年，武公灭晋，尽取晋国重器又重贿周天子，被周天子册封为伯爵，正式成为晋国国君，即历史上的晋武公。从此长达67年的曲沃与翼两个政权的争夺战争方告结束，晋国复归统一。这段历史使“曲沃”在先秦文献中成为耀眼的地名之一。
西汉时这里属降县，北魏太和十一年(年)始置曲沃县，县治在今县城南十里的降山北麓。北周明帝时期移治乐昌堡。隋开皇十年(年)才移治于今县城。
至于“曲沃”的含义，清代《曲沃县志》已讲得很明白：“沃水潆回盘旋，是为曲沃。”沃水古称沃、沃泉、降水、佛佛水、天河等等。它发源于降县的降山沸泉，故称降水、沸水，当流经曲沃景明瀑布时，水流汹涌下注，如从天落，故又名沃泉、天河。
“沃”的含义是什么?我国最早的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在“释水”中说：“沃泉悬出”。东汉刘熙的《释名》也解释为“悬出曰沃”。原来“沃”的含义就是指流水自上而下，后引伸出“浇灌的义项，水沃则土肥，故又有“肥沃”之义。
古代的沃水即指今景明瀑布，它位于曲沃县城东南10公里处的景明村。其水由悬崖上泻下，飞珠溅玉，蔚为壮观。瀑布旁的白石山盛产白石，其石皓如霜雪，清奇古怪。这些景观早在《诗经·唐风》中就有过详细的描述，其中《扬之水》一篇写道：
扬之水，白石凿凿。
素衣朱噗，从子于沃。
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这首诗的含义众说纷纭，有的解释说：前年，晋大夫潘父和曲沃桓叔密谋里应外合杀晋昭侯，然后迎桓叔入晋都，结果桓叔举兵失败，潘父被晋人诛杀。这首诗就是他们密谋政变时写的。也有人认为，诗作者既叛从曲沃桓叔，但又想把他密谋攻晋的消息告知晋昭侯，所以有此首鼠两端之词。更有人说这首诗完全是对曲沃桓叔的赞美，反映了曲沃已为众望所归的景象。国人都背叛了晋君，尽管桓叔的密谋都为路人皆知，但却无人去报告晋君。
无论如何解释，诗中所描写的沃水、白石山及地名沃、鹄都是真实的。沃，即指曲沃;鹄，是曲沃的一个城邑，即今曲沃县安鹄村。
漫谈至此，我们对曲沃的含义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这就是：沃水曲折流经的地方。今天曲沃县名就是沿用了这一古老的地名。
洪洞县—洪涛洞骇宣军威
今洪洞县城是年4月9日由政务院批准将原洪洞、赵城两县合并后形成的。当时曾按惯例取两县名字首字，命名为洪赵县，但到年又改为洪洞县，这样改的目的可能是考虑到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历史在中国北方群众中的广泛影响和亿万移民后裔对故土的情感，所以才特意保留了“洪洞”这一历史文化品牌。
原洪洞县在西周初称“杨”字，因古代杨人生息于此而得名。西周金文的“杨”字形如人举着武器向太阳舞蹈的样子，专家由此推测，古杨人是一个崇祀太阳神的部族。西周初，封周文王庶子伯侨于此，为杨侯(另有周宣王之子尚父封杨之说)。据史家考证，古杨人于西周从这里向南方迁徙，辗转至今湖北房县杨子山附近，建杨子国，南齐因在此置杨子县。后又东迁至江苏一带，留下扬州、扬子江等有关地名。在长江下游又与越人杂居，形成了春秋时期的扬越，战国时，扬越人的活动已达岭南，广州市神化传说有五位仙人持谷穗骑五羊创建五羊城的故事，这实际上就是扬越人开发广州的历史反映。如此来说，早在三千年前洪洞县境已经开始移民了，而且比明初移民的范围更远更广。
再说伯侨为杨侯，子孙世袭达四五百年，晋献公时将杨侯国灭掉，后封晋悼公之弟于杨，号曰杨干。晋平公时，杨又成为叔向的采邑，叔向子羊舌石以邑为氏，改姓杨氏。汉代学者扬雄在自叙家世时说：“叔向食采杨氏，生伯石，字食我，以邑为氏。”说明洪洞还是杨姓的发祥地，且古代杨、扬二字通用，杨、扬两姓同出一祖。春秋末，晋国私家势力逐渐壮大，并不断对羊舌、祁等旧贵族发起进攻。前年，新兴势力灭羊舌氏，将其采邑分为杨氏、平阳、铜三县，以僚安为杨氏县大夫。这是洪洞县境内最早的置县。西汉在此置杨县，县址在今洪洞县东古村(一说在东南范村)。
东魏时出于战争需要，在杨县北25里建屯兵城堡“洪洞戌”，也称“洪洞镇”，洪洞之名从此出现。古籍中对此地名也有记载，如姚最《序行记》：“周建德五年，从行讨齐师，次洪洞，百雉相临，四周重复，控据要险，城主张元静率其所部，肉袒军门请降。”再如《北史》：“周主至晋州，宇文宪自雀鼠攻拔洪洞。”这些史料中的“洪洞”皆指军事要塞洪洞镇，其位置在今洪洞县上纪略一带。
隋义宁元年(年)，李渊起兵太原，南下霍邑，在经过杨县时，因恶其县名与隋帝姓氏同为“杨”，遂改杨县为洪洞县，乃以古戌洪洞为名。
说到洪洞的含义，地方志记载是，因城南有上古传说中的仙人洪崖所居住的“洪崖古洞”而得名，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牵强。记得郝树侯先生谈到过他的见解，他认为：“洪是大水，洞是疾流，因为这个地方靠近汾河，形容它波涛澎湃。”对此，很多人表示赞同。在古籍中“洪洞”又作“鸿洞”，原意确是形容大水，如《淮南子·原道》：“(水)靡滥振荡，与天地鸿洞。”有时也形容大风，如汉代王子渊《洞箫赋》：“风鸿洞而不绝”。我认为东魏在此设军镇，建洪洞戌，还应该有以洪波之势显扬军威的意味。
洪洞县北为原赵城县，“赵城”的来历也颇为悠久。西周时，周穆王有一位得力的驾车手，叫造父，相传周穆王西巡，由造父驾良马八匹直趋昆仑，见到西王母后听说徐偃王谋反，又与周穆王日驰千里，东归击徐，大破叛军，造父以此军功受封赵城。“赵”的本意是超速疾行，“赵城”这个地名就是以造父日驰千里平徐偃王的功绩而命名的，和很多古封国名一样，如“晋”是为显扬唐叔虞善射;“周”是以后稷善稼穑;“楚”是纪念先祖起于山林，都是为纪念先辈功业或反映其文化特征而产生的地名。造父的后裔便以赵为氏，尊赵城为其发祥地。
原赵城县境从汉至隋历属彘县、永安县、霍邑县，隋义宁元年(年)，始分出赵城县，直到年与洪洞县合并。
洪洞县“东临霍岳，西带汾水”，以得山川劲气，民性刚毅，风土质朴而闻名于世，故谓“洪洞”嘉名非此地不可当也。
乡宁县—鄂侯堙处祈昌宁
湖北省简称“鄂”，这个地名常识人人皆知。但我现在要说，“鄂”这个地名起源于山西省的乡宁县，可能就会有很多人表示惊讶了。有一次，我和一位湖北籍的朋友还说起这件事，他竟梗着脖子大声反驳：“我们湖北跟你们乡宁有么瓜葛?”地名文化的传承性和影响力就是这样让人不可思议。
早在夏商时期，在今晋西南的汾河流域就生息着一支以鳄鱼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在商末发展为强盛的侯国鄂侯。《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纣王“以西伯、九侯、鄂侯为三公”，便是指此。在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噩”的记载，古文字专家们对其地望多有揣测，但都不准确，其实“噩”即“鄂”，它的发祥地就在今山西省的乡宁县。据唐初李泰《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隋书·地理志》：“昌宁县有鄂山”。《水经注》：“河水南至鄂谷，东北穷涧水，源所导也，西南流注于河。”《读史方舆纪要》：“鄂水出(乡宁)县东五十里之宋家沟，西流入黄河。”文献中众多的鄂城、鄂山、鄂谷、鄂水等历史地名都是古鄂侯国文化遗存的反映。
或问，山西怎么会产生以鳄鱼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呢?原来在五六千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生长着大量的鳄鱼，在古文字中写作鼍、单、噩等，其古字形均为象形，如同鳄鱼两只大眼睛和长长的尾巴，有人提出过，中华民族象征龙的艺术形象就是在鳄鱼的基础上逐步理想化、艺术化后形成的。《史记》记载，孔甲时养有雄雌二龙，以刘累为豢龙氏，这些“龙”也就是鳄鱼。山西境内曾产鳄也毋庸置疑，近几十年来，汾河流域曾出土过很多鳄鱼化石，世界古生物学界就定名为“汾河鳄”，还有石楼县出土的商代龙纹觥上就镂有一条鳄鱼，襄汾县陶寺遗址中也发现了鳄鱼皮制的鼍鼓，这一切都说明鳄鱼对于古代的山西人并不陌生。
在西周早期的器皿铭文中也有“噩侯”的记述，约在唐叔虞封晋后，将噩侯国吞并，因此《世本》中有“唐叔虞居鄂”的说法。在晋国历史上“曲沃伐翼”的内战中，晋侯姬郄不敌曲沃庄伯的攻势，弃翼而奔随。前年，其子姬光为晋君，是为哀侯，而姬郄被迎至鄂邑(今乡宁县城)定居下来，后人因称他为“晋噩侯”。
再说周初古鄂国被晋国灭后，其遗民乃南迁至洛阳鄂里坂，后来周王朝封其宗室于此，人称单父。鄂人又迁至今河南省南阳，在周王朝攻击下，他们再迁今湖鄂城安家。随着楚国势力向这一带扩张，鄂国最终被楚吞并。秦始皇因在此置鄂县，明清称鄂州，其治所武昌为湖广、湖北省会，湖北省遂简称为“鄂”。从山西的古鄂国到今天的湖北简称“鄂”，这一地名的因果相续竟绵延了三千年。
西汉初，在今乡宁县境置骐县，县治在今县东南关王庙乡，有古城遗址。《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载：“骐侯驹几元鼎五年封北屈”，即封此。据《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县道记》的解释：“骐，汉县，后汉省。按，县东南六七十里有马头山，盖山形似马，因以为名。骐则马之骏异者，盖县因山取名，即知今地是也。”其实这种以山形似马而命名骐县的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知道，乡宁县和北邻的吉县在春秋时期称为“二屈”，汉代因在吉县境置北屈县，屈地以产良马闻名，前年，晋献公以“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两种宝物重贿虞君，其中的“屈产之乘”即指屈地的良马。骐县之命名当本于此。
北魏延兴四年(年)，黄河西岸的定阳县人民渡过黄河侨居于今吉县、乡宁一带，当年11月魏孝文帝分遣侍臣前往抚慰，并在今吉县境内侨置定阳县，在今乡宁县境内新置昌宁县。“昌宁县”一名同当时相邻的禽昌、吉昌、平昌、昌原等县同属“昌”系列的地名，是这一地区古老文化的反映。“宁”则含有祈望战火平息、社会安宁之意。其县治在今乡宁县西南40里的西村，古城遗址尚存。五代唐时为避李克用之父李国昌之讳，改“昌宁”为“乡宁”。宋皇佑三年(年)，乡宁县治移至鄂侯垒，即今乡宁县城，亦即春秋时晋国鄂侯所居故地。可谁还记得，曾经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古鄂国及其数千年的历史风烟!
蒲县—蒲衣隐处怀帝师
我国上古传说中的帝尧是历代尊崇的君主楷模，但是你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吗?这就是与蒲县有关的上古贤人蒲衣。
据古籍记载，蒲衣本姓伊，名畴，因为他常年穿一件蒲草编的粗服，所以人们称他为蒲衣，或蒲衣子，也有的古籍记为蒲伊子、伊蒲子。相传他浑浑噩噩，淡泊名利，隐居深山之中。帝尧闻其贤，特登山造访，拜他为师。《高士传》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说帝舜也曾拜蒲衣为师，还要把天下禅让给他，蒲衣不受而去，继续隐居山间。
由于这个传说，到春秋时期人们把这一带称为“蒲”，把这里的一座小城叫“蒲邑”。
蒲邑兴建于公元前年，这与晋国宫廷中的一次内乱有关。起初，晋献公纳齐姜，生太子申生，又娶大戎狐姬和小戎子，分别生重耳、夷吾，最后娶骊姬生奚齐。晋献公晚年，貌美心毒的骊姬受到专宠，遂产生废掉太子申生，改立奚齐的歹念。为达到这一目的，她的党羽首先密谋将诸公子调出绛都。他们借口曲沃为宗庙所在，蒲与屈同为国防重地，鼓动晋献公下令让申生居曲沃、重耳守蒲、夷吾守屈，完成了其扫清障碍的第一步。蒲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起的。
接着骊姬开始了各个击破的图谋。前年，骊姬趁晋献公出猎，对申生说：“你父亲最近梦见齐姜，你可速去曲沃庙中致祭，回来把祭祀的肉敬与父亲。”申生听从其言，祭毕将肉献上。6天后，晋献公猎罢归绛都，骊姬将肉“毒而献之”，结果献公以肉祭地，地面立刻鼓起;以肉喂狗，狗死;给仆人吃，仆人也死。骊姬趁机说：“都是太子搞得鬼!”献公大怒，申生吓得逃往新城，最后走投无路被迫自杀。当时，重耳、夷吾正入朝绛都，二人恐祸及其身，于是重耳逃奔蒲邑，夷吾逃奔屈邑。
二公子的逃奔使晋献公对骊姬的话更加深信不疑，就派人带兵伐蒲，重耳无奈逃离蒲邑，从此开始了他的19年流亡生涯。
战国时期，蒲地称为蒲子，属魏国，有魏国方足布“蒲子”币为证。战国末，这里还有个地名叫“蒲阳”，如《史记·魏世家》：“(襄王七年)秦降我蒲阳”，古代地理学家都认为蒲阳亦即蒲子，两名实为一地，但也可能是地相连属的两地名。
汉代因在此置蒲子县，属河东郡。县境包括今隰县、蒲县及交口县南境。北魏太和21年(年)，废蒲子县，在今蒲县东南60里黑龙关置石城县，又在今蒲县西北40里古县村置平昌县，这样原来的蒲子县被分成两县。到北周大象元年(年)，改石城县为蒲子县;又在今隰县北35里长寿村置长寿县，成为隰县的前身。至此原蒲子县地被分为3县。隋开皇元年(年)，改平昌县为蒲川县，同年又将蒲子县治所从黑龙关迁至今蒲县东北30里的故箕城。
隋大业二年(年)，蒲子、蒲川两县合并，改称蒲县，同时迁治于今县城东15里略东村。唐武德元年(年)，蒲县迁治今县城地。金兴定五年(年)，蒲县一度升为蒲州，领大宁县。元代复名蒲县至今。
蒲衣的神化传说通过蒲邑、蒲阳及蒲子、蒲川、蒲县等县名的演变，一直流传了几千年。现在县北的蒲子山上还留有蒲衣庙和讲道坛的遗址，相传蒲衣隐居于此，并曾为帝尧讲道。诚如清代《蒲县志》中对悠久历史的赞叹：“帝师高隐而蒲可名国;公子分封而蒲始有诚。蒲之由来尚矣。”
临汾市尧都区—平水洋洋乐尧天
从临汾市尧都区西南行约25公里，就可以看到群峰叠起的神话胜境姑射山。姑射山自古即为著名的道教圣地，早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就描述过这里的神仙，说姑射山中有神人，肌肤如冰雪，神态如处女，不吃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驾飞龙，遨游于四海。南岸有座古城邑，以在平水之阳，故名“平阳”。
平阳是山西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在我国的古文献中就有“尧都平阳”的说法。尧的传说应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华夏民族文化的产物，到春秋末，儒家又以尧为上古圣王和理想人格的楷模。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尧的美德和功业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始祖。
目前，尧都区有关尧的古迹除了大家熟知的尧庙外，还有位于郭行乡的古帝尧陵。尧庙南边的伊村传为尧初生时所寄“伊长儒之家”。村西土丘上存有“帝尧茅茨土阶”碑，这是根据古籍记载有关陶的故事镌立的。相传尧当年住在茅草搭建的宫廷中，在宫前的土阶缝隙中，生长着一种草，这种草每月初一开始生长一个豆荚，到月半长出15个，从十六以后又每天落一个豆荚，到月底落完。如是小月29天，那么就只剩一个豆荚焦枯而不落。尧就据此发明了月历和纪年。
在尧都区东还有个村庄叫康庄，也叫康衢庄。据《列子》记述，尧治理天下50年后，有一次微服游于康衢，听见小孩子们在唱《康衢谣》：“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意思是：使我百姓有衣食，莫不是你英明政策，大家不投机、不取巧，顺乎自然法则。尧看到百姓怡然自足，非常高兴，于是“召舜，禅以天下”。
在康庄村边还有“击壤台”遗址。原有大碑刻“击壤处”三大字，另有一碑刻《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为颂扬尧时天下太平，壤父击壤于道中的历史故事而建的纪念地。
“尧都平阳”的传说和这里丰厚的尧文化资源，成为今天“尧都区”命名的历史渊源。
春秋时期，平阳一带是晋国公族羊舌氏的封地。但随着新兴私家贵族的兴起，代表没落宫室势力的羊舌公族走向衰亡。西汉仍置平阳县，县治在今尧都区金殿镇。三国魏正始八年(年)，置平阳都，郡治在平阳县。晋永嘉三年(年)，汉王刘渊特将国都从蒲子县迁至平阳，并重筑陶唐金城，意在以帝尧自我标榜。这年友人在附近的汾河中得到一方玉玺，刘渊认为是河献祥瑞，故改元“河瑞”。年2月，石勒攻破平阳，纵火焚其宫室，刘汉都城顿成灰土。北魏建义元年(年)，平阳县治移驻白马城，即今临汾市区。
隋开皇元年(年)，改平阳县为平河县;三年，又改为临汾县。“临汾”，又名汾城，原为战国古邑名，旧址在今襄汾县。金代兴定四年(年)，分出临汾县河西地区置平水县。中国文化史上闻名的“平水版”雕版印刷术、平水木版年画及格律诗押韵标准《平水韵》等都产生于这一地区。明代，平水县又并入临汾县。历代与临汾县同城而治的上一级行政机构有：隋代临汾郡、唐代晋州、宋代平阳府、元代晋宁路、明清平阳府。年3月，山西省军政府裁平阳府，留临汾县。年以来，临汾县为临汾专区、晋南专区、临汾地区驻地。年，临汾县改为临汾市(县级)。年，临汾地区撤地设临汾市，原县级临汾市改为尧都区。
襄汾县—襄公陵侧故汾城
襄汾县名始于年，是由原襄陵县和汾城县合并而成，因取两县名的首字，命名为襄汾县。
原襄陵县为春秋时晋国大夫筼筜的封邑，公元前年晋襄公死后葬此，故称此地为襄陵。晋襄公名欢，为晋文公重耳之子。晋文公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唯才是用，特别在处理接班人问题上，接受了其父晋献公的教训，除了留德才兼备的公子欢在身边外，将其余庶子皆送往他国，以防止争夺君位引发内乱。公元前年冬，晋文公去世，晋襄公继承了父亲开创的霸业，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有力地巩固了晋国百余年的霸主地位。尤其是在崤之战中，晋军大败秦军，俘获秦军三将，再次成功地把妄图东扩的秦国困阻于西北一隅。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范例。
公元前年8月，晋襄公去世，遂葬于今襄汾县襄陵镇南东柴村原上，其地因称襄陵。
“襄陵”之名始见于战国时期，《史记·魏世家》：“(文侯)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西汉始置襄陵县，属河东郡，当时治所在今汾河东岸赵曲。王莽时改名为干昌县。东汉复名襄陵。北魏神元年(年)，太武帝拓跋焘擒获夏秦王赫连昌，即在今尧都区境置禽昌县。北齐天保七年(年)，襄陵县并入禽昌县。北周时期，禽昌县治所移至襄陵故城。隋大业二年(年)，复名襄陵县。唐元和十四年(年)，移治于汾水西岸宿水店，即今古襄陵村。宋天圣元年(年)，又移治于晋桥，即今襄陵镇。年，襄陵县与汾城县合并为襄汾县。
原汾城县地最初为西周贾伯国，相传周康王封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于贾，为贾伯。公元前年，在曲沃和翼相对立的晋国内战中，贾伯还参加了周室卿士虢仲组织的五国联军，共同讨伐曲沃武公，这便是《左传》中记载的“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但是20多年后，曲沃武公反而消灭晋国公室，自己做了晋国国君，贾伯国大约就在这一时期被武公消灭。到公元前年，“晋献公娶于贾”，即迎娶贾伯之女贾君为夫人，说明这时贾国已不是姬姓国，而是异姓的封国了。晋襄公执政时期，还曾封狐射姑于贾，狐射姑字季，故史书中又称他为贾季。
所谓“汾城”又名临汾城，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城邑，其旧址在今襄汾县南端与新绛县交界处的晋城村。《史记·秦本纪》中：“(秦昭襄王五十年)益发卒军汾城旁”即指此地。西汉因在此置临汾县，县域包括今新绛县和襄汾县南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年)，分临汾县北境设泰平县，县治即今襄汾县古城镇。北周为避周文帝宇文泰名讳，改为太平县。 唐贞观七年(年)，太平县移治敬德堡，即今汾城镇。千百年来，襄陵县和太平县沃野连属，经济富庶，人们安居乐业，素以“金襄陵，银太平”并称于世。
年1月，山西省在全面调整省内区划地名期间，鉴于当时全国已有3个太平县，此外安徽省还有唐代所置的太平县、江苏省又在年新置太平县，所以决定启用太平县境内的古地名“汾城”，改名为汾城县。此后不久，江苏省的太平县也改名为扬中县。
年，襄陵县与汾城县合并后称襄汾县。同年10月14日，县人民政府驻地迁到史村，即今襄汾县城。
吉县—高天峻极化吉乡
吉县古称“屈”，实际上“吉”与“屈”乃一音之转，是后人为避其“短亏”、“困顿”等贬义，才谐为“吉”的。
公元前年，晋献公为了实施其消灭虞国和虢国的计划，采纳了大夫荀息的建议，以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去贿赂虞君，请求借道南下伐虢。所谓“屈产之乘”便是屈地所繁育的良马;“垂棘之璧”是垂棘(在今泽州县，一说在曲沃县，一说在潞城市)所产的宝玉，这是两种晋国特有的珍稀之物。起初晋献公还舍不得送给虞君，荀息劝道：“只要虞国允许借道给我国，这两件宝物只不过是在外寄存些时候罢了”。果然三年后，晋国利用虞君的短视先后消灭了唇齿相依的虢国和虞国，良马和宝玉又重新回到了晋献公手中，只是“马齿长矣”。
几乎与伐虢战争同时发生的另两件与屈有关的史事便是“士筑屈邑”和“夷吾居屈”。当时，骊姬为了废掉太子申生，改立自己的儿子奚齐，借口屈与蒲为国防重地，鼓动晋献公下令让夷吾守屈，让重耳守蒲，完成了她扫清障碍的第一步。前年，司空士监工建成了屈邑，使“夷吾居屈”。
据《左传》记载，在修筑屈邑的过程中，夷吾发现筑城的工人常把柴草填进墙体内充土方，工程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于是就汇报晋献公，晋献公又严厉斥责了监工的士。谁知士却恭敬而坦率地向晋献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没有战争而筑城池，这只能使国内的敌人据以为患，既然是为敌人修城池，又何必那么认真呢?我没有认真筑城，是对您的不敬，但如果认真筑城而被敌人利用，又是对您不忠，我该怎么办是好?如果君主能修养德行，群公子的地位得以巩固，什么城池能比这坚固?但照此下去，不出三年将出现内战，我看就不要太认真了吧”。回家后，士还满腹牢骚地赋诗一首，其中有“一国三公，吾谁适从”的名句。
前年，骊姬又设计诬陷夷吾和重耳要加害晋献公，夷吾恐祸及其身，连夜从绛都逃往屈邑。晋献公听信骊姬谗言怒不可遏，派人伐屈，夷吾被迫据城抵抗。次年春，又派贾华伐屈，夷吾不敌，只得逃往梁国避难。这一切都在士的预言中，屈邑从建城开始就蕴含着晋国内战的危机。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大致了解到屈地悠久的历史及当初的军事、经济状况。“屈”的本意是“无尾”，其地名来历可能与这里特产马的外形特征有关，也可能与这一带特起的高天山地貌有关，因为古“屈”也通“崛”。
我们从古文献中还了解到，屈地分为北屈和南屈两部分。《左传》在记述骊姬谮诸公子于献公时说：“蒲与二屈，君之疆也”，这“二屈”即指北屈和南屈。《水经注》中引用了《汲郡古文》中的一句话：“翟章救郑，次于南屈”，也证实了二屈之分。
西汉因在今吉县置北屈县，隶平阳郡。北魏延兴四年(年)，因定阳县(今陕西省宜川县)的定阳胡人东渡黄河居此，魏孝文帝特在今吉县城侨置定阳郡和定阳县。隋开皇十八年(年)，又改定阳县为吉昌县。 “吉昌”一名与当时相邻的禽昌、昌宁、平昌、昌原等县名同属“昌”系列地名，是这一地区古老昌方文化的反映。吉，乃谐音于古名“屈”。 五代唐时，为避李克用之父李国昌名讳，改为吉乡县，先后属慈州、耿州、吉州，并为州治所在地。元至元二年(年)，吉乡县并入吉州。清雍正二年(年)，改为直隶州，辖蒲县、乡宁县;九年，蒲县划出改属隰州。乾隆三十七年(年)，吉州改为散州，与乡宁县同隶属于平阳府。年3月，山西省废吉州，改为吉县至今。
侯马市—鼎新重筑下马里
侯马市在春秋时期称为新田，这是当地早期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地名。据周代文献记载，当时人对土地分别有“菑”、“新”、“畬”的称谓，《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三岁曰畬。”就是说刚开垦的土地叫“菑田”，经过两年耕作和休耕的土地叫“新田”，有三年以上耕作历史的熟田叫“畬田”。《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记录了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前夕听晋国士兵唱的两句歌词：“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意思是说：休耕的土地杂草茂盛，去年已耕种的地不再用，而用其休耕过的新田。这句歌词本指晋军士气旺盛，可以谋立新功之征兆，但却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晋国人经营土地同样由、新到的概念。因此说地名新田是晋国农业文明的活化石。
晋国在景公执政期间，随着疆域不断扩大，他开始策划迁都。当时多数士大夫的意见是迁往郇瑕，即今盐湖区和临猗县一带，理由是那里土地肥沃，地近盐池，对国家有利。但是韩献子却坚持迁都新田，他说：“郇瑕一带土薄水浅，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生病，有汾、浍两河冲走污秽，且新田百姓服从教化，是晋国长期利益所在。”晋景公最终还是听取了韩献子的建议，与公元前年夏四月将晋国都城从绛迁至新田。
新田作为晋国最后一个国都，经历了百余年的繁荣，至战国后逐渐荒废。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界在侯马市连续发现了牛村古城、平望古城、白店古城、台神古城、马庄古城等晋国都城遗址及大量珍贵文物，这5个古城遗址统称为“新田晋国遗址”，于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侯马市境在西汉属于绛县的一部分，北魏太和十一年(年)置曲沃县后，历为曲沃县西境。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沿袭了北周和隋的府兵制，将全国分为十道，共置个折冲军府，当时在这里置新田府，为上府，驻府兵人，是绛州33府之一。金元战争之际，流经侯马的浍河成为两军界河，并经历了激烈的争夺。明王朝统一全国后，对元代原有的驿站进行整顿，设立水马站、递送所、急递铺等，以加快文书传送和物资转运。今侯马正处于太原与西安间驿路大道的要冲，遂于洪武八年(年)将绛州的金台驿和太平县的相里驿迁至曲沃县境内，改置为侯马驿和蒙城驿。“侯马”之名由此出现。
侯马驿的所在地在设驿之前叫“下马里”，与南面的上马村隔浍河相望。按一般地名命名规律，这是由“马村”派衍出来的两个村庄，故以“上”、“下”区分。但是“下马”为什么会演变为“侯马”呢?其演变的理由和依据又是怎样呢?原来，古人有以地名占卜吉凶的风气，早在古代兵书中就有“将军忌地名”的说法，而类似“下马”这种地名尤为当地官员所忌讳。由此我们联想到太原皇庙两侧旧有“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标志碑，这条街因称“下马街”，后人却以为不吉，遂改“上马街”。再有西安城东已有汉董仲舒墓，官员经此必下马步行，故称其地为“下马里”，后人同样也谐音改作“蛤蟆陵”。白居易《琵琶行》：“家在蛤蟆陵下住”，即此也。“下马里”作为一个小村庄可能还不会引起地方官的重视，但成为国道驿站后，它的更名也就势在必然了。
翼城县—翔山奋翼俯晋都
在翼城县东南部有一座形如鸟展双翅的山峰，此山树木葱郁，百鸟争鸣，站在高处俯视，犹如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其名翔山，又名翔翰山、翔峰。山前就是夏商时期的唐国旧地、西周初唐叔虞的始封地，也就是后来晋国的都城———翼。
据《史记·晋世家》等古籍记载，周武王与妻子邑姜欢会时，曾梦见天帝对他说：我让你生个儿子，名字叫虞，将来可把唐国封给他。后来胎儿出生了，手心果然有个“虞”字，故起名为虞，人称叔虞。后人怀疑这是个神话传说，认为婴儿初生不可能手心有这么复杂的字。实际在古文中“虞”字作“”，其手纹如此是可能的。这在晋国故事中叫“有文在手”。
周成王时期，周公诛灭了叛乱的唐国。当时叔虞已成长为勇武有力的年轻人，一次外出打猎时，碰见了一只大犀牛，他机智勇敢、巧妙周旋，最终用弓箭射死了这只凶猛的大犀牛，受到了朝野的赞赏，遂被封于唐国，史称唐叔虞。当时的唐国在“汾河之东，方百里”(《史记》)，大致以今翼城县为中心，包括曲沃、侯马一带。这在晋国故事中应叫“翦唐封弟”，即周成王翦灭唐国，封弟弟叔虞于唐。由于古文“唐”、“桐”可通假，古史中记为“翦桐封弟”，人们便望文生义地编出一段故事，并由司马迁载入《史记·晋世家》中：周成王曾与弟弟叔虞一起玩耍，在玩耍的过程中，成王看见梧桐树枝繁叶茂，他便从树上摘了一片桐叶，削成为圭形的图案赐予叔虞，并说：“把唐国封给你。”站在一旁的史佚郑重地要求成王择日举行封唐典礼，成王这才说：“我与弟弟做游戏呢!”史佚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于是叔虞受封唐国。
周成王以桐叶封弟的传说在其它史籍中还有不同的记载，但历代学者对此已多有辨伪，著名的有唐代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都认为这种以玩笑而册封的事情“故不可信”。尽管这段受封故事出于传说，然而唐叔虞被封于翔山下的唐国却是不争的史实。
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并把唐国改称晋国。晋，其义为箭，以此来纪念先君叔虞以善射而封唐的辉煌功业。燮父以下再传九代至晋昭侯，昭侯封叔父成师于曲沃，从此晋国内部逐渐形成了曲沃与晋都翼两大政权的对抗。这在史书中有很多记载，如“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立哀侯于翼”等等。这里的“翼”即在今翼城县境内。
据考古发现，年在翼城县城关公社凤家坡曾出土了大量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其制作年代可以推到殷周时期。后不久又在距此不远的韦沟发现了包括龙山、二里头以及西周早期乃至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据专家分析，这里很可能就是唐国和翼的文化遗址。
根据《山西通志·府州厅县考》及《翼城县志》等地方文献记载，认为唐国和翼在翼城县东南7.5公里处的故城村。那里虽然还保留有一段夯筑的古城墙，但至今还没有更有力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所以我们认为故城村只是隋代翼城县的县治而已。
西汉这里属绛县地，县治所在今侯马市。东汉属绛邑县地。《后汉书·地理志》在绛邑县条下特注明“有翼城”，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把晋都翼的故址称为“翼城”了。隋开皇十八年(年)始置翼城县，县名即由这一历史遗迹而命名。当时县治在今故城村。唐代天佑二年(年)改名浍川县，因浍河流经境内而得名。五代唐长兴四年(年)县治才迁至今县城。宋代复名翼城县。金兴定四年(年)升为翼州，领垣曲县和绛县。元光二年(年)升为节镇军，名翼安军。元代又恢复翼城县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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