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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干果之中，就其用途广和益处多而言，可以说莫过于枣子了。所以，枣子在历史上曾被冠以种种美名，诸如美枣、良枣、红枣、大枣、吉祥果、长寿果、生命之果等。中国人食枣和栽种枣树的历史相当长远，从古代文献记载，便能找到不少佐证。在《诗经·豳风》里，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之句，《豳风》是周代豳邑地区的诗歌，该地区相当于现今陕西咸阳北部一带，这表明至少在三千年前，上述地区的居民，在农历八月、十月，分别有“剥枣”、“获稻”的农事活动。《战国策·燕策》载：“……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说明战国时期，在相当于现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端一带，枣树和栗树生长茂盛，所结果实竟达到“足食于民”的程度。枣树对生长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在平原、丘陵、旱涝之地都能生长。公元6世纪，北魏时期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就曾载说：“旱涝之地，不任耕稼者，历落种枣，则任矣。”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所产枣子，品种繁多，各有特色，通常情况，鲜枣甜脆，味美可口。杜甫少年时就曾有在一天内连续上树采食鲜枣的轶事：“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枣梨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忆集行》）枣子营养价值高，晒干后的红枣，可长期储存备用。中国古代，红枣曾被作为祭祀之用，同时也是小辈侍奉长辈的佳品之一，《礼记》：“子侍父母，妇侍舅姑，枣、栗、饴、蜜以甘之。”千百年来，中国有些地方，吃枣子还有一些民俗：人们赠送给即将结婚男女的礼品之中，往往有枣子；新婚之夜，新郎、新娘同食枣子。这些民俗的含意为：“枣子”、“早子”，“早生贵子”。在伊斯兰教中，枣子被视为维持人的生命力之重要食物，因为在伊斯兰教的“斋戒月”里，虔诚的教徒每天在日出之后至日落之前不进食物，所以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他们都要食枣，为的是防止精神和体力衰竭，预防百病。因此，在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里，枣子被誉为“生命之果”。枣子的用途广、益处多，更充分体现在它对人的保健和医疗功效，对此，《神农本草经》早就高度评价大枣具有“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并且能“和百药”、“久服轻身延年”。三国时期《吴普本草》称赞大枣“令人好颜色”。其后，历代中医药书籍屡次述及红枣的保健治疗作用，主要的如医治脾胃虚弱、食欲不振、大便溏薄、心悸乏力等，同时它在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缓和某些峻烈药的毒性副作用等方面，均有明显功效。红枣治病和保健，既可以单独食用，又可以同其他药物相配伍。对中医方剂学起了奠基作用的《伤寒论》，其第一首药方“桂枝汤方”，仅有五种药物组成，其中就有大枣12枚。据统计，《伤寒论》记载方剂共首，采用红枣配伍者达36首，红枣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历代中医采用红枣与其他药物组成的治疗方剂、各地民间用红枣调配加工成的各种补益疗病食品与美食点心，则更是不计其数。枣子因产地与品种的不同，其成分与含量也略有出入，但基本情况是含有多量糖分。据说中国北方产枣地区曾有“一斗枣，二斗粮，里面还有二斤糖”的谚语。据研究者分析获知，枣子还含氨基酸、有机酸、类黄酮、纤维素、胡萝卜素、维生素B2和C、钙、磷、铁和某些微量元素等，对人体很有裨益。近年有学者实验证实，红枣确有提高免疫力之功效，红枣中的三萜类物质，能抑制乙型肝炎病毒和单纯性病毒的活性。红枣中的类黄酮物质，有抗氧化、抗细胞突变作用。另有学者实验确认，红枣和其他某些中药合用，能产生协同作用，提升药物有效成分吸收率，增强疗效。最后，有两点关于枣树的植物学记载值得一谈：一是枣树木材，二是枣树树龄。枣树木材坚实细致、纹理美观，适于做工艺品、雕书板、家具、车辆轮轴等之用，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赋诗赞赏：“寄言游春客，乞君一回视；君爱绕指柔，从君怜柳杞；君求悦目艳，不敢争桃李；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杏园中枣树》）枣树的树龄比较长，真可谓长寿树结出长寿果，所以，经常适当地食枣，将能健身益寿，斯言不虚。（三七百合）